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

2017-4-13 08:00 来源:《中国农史》, 1988(2):75-81

摘要:清代顺治、康熙之际,福建武夷山区发明了发酵茶的制作技术。它是茶史上第三代制茶技术。它的发明为武夷茶开拓了国内、国外市场。在鸦片战争前武夷茶生产遍及闽、赣七个府州,总产量约达48万担。鸦片战争后,福建产茶 ...

清代顺治、康熙之际,福建武夷山区发明了发酵茶的制作技术。它是茶史上第三代制茶技术。它的发明为武夷茶开拓了国内、国外市场。在鸦片战争前武夷茶生产遍及闽、赣七个府州,总产量约达48万担。鸦片战争后,福建产茶最盛时年出口八、九十万担。

在武夷茶生产中已出现较成熟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——茶厂、茶庄。它是中国土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的一个例证。

福建武夷茶生产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开始衰弱,其原因在于印锡茶叶的竞争、自身质量不稳定、国内税收过重及茶市被外国资本操纵。

清代我国对外贸易中出现一个奇迹:茶叶出口迅速增长,畅销欧美,成为我国出口的最大宗产品。因此,作为占中国茶叶出口量三分之二以上的武夷茶,一直引起学者们的浓厚兴趣。但是,至今武夷茶生产中的许多间题还远未搞清楚。笔者多方收集地方志、民间契约、官方刑档、小说笔记、文集中散见的武夷茶材料,试图对武夷茶的生产作一较详细的考证,请茶史专家们不吝批评指正。

一、清代前期武夷茶制作技术的革新及意义

清代畅销于海内外的武夷茶有许多种类,有绿茶、白茶、青茶、红茶,其中,以青茶和红茶为主。青茶和红茶都是发酵茶,二者的区别在于发酵程度的不同,青茶是半发酵茶,红茶是全发酵茶。众所公认,武夷山是发酵茶的发源地。十八世纪初,王草堂所著《茶说》中记载了武夷茶的制作方法:“茶采后,以竹筐匀铺,架于风日中,名日晒青。埃其青色渐收,然后再加炒焙,阳羡界片,只蒸不炒,火焙以成,松萝、龙井皆炒而不焙,故其色纯。独武夷炒焙兼施,烹出之时,半青半红,青乃炒色,红乃焙色也。”毫无疑问,这是青茶的制作方法,这也是国内最早记载发酵茶制法的文献。十八世纪,武夷山也出现了红茶,刘堵的《片刻余闲集》写道:“外有本省邵武、江西广信府等处所产之茶,黑色红汤,土名江西乌,皆私售于星村各行,而行商则以之入于紫毫芽茶内售之,取之价廉而质重也。”这里的江西乌及紫毫芽茶看来都是红茶。此外,从红茶制作技术传播路线来看,国内各大红茶区的红茶制作技术都来源于武夷山区。如浙江的“九曲红梅”是太平天国时期福建移民培植的,安徽的“祈红”焙制技术于光绪元年从福建引进。其具体过程已有专家考订,这也说明武夷山是发酵茶制作技术的发源地。那么,武夷山区是何时发明了制作发酵茶的技术呢?这是中国农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,但目前学者间存在着争论,有的认为在清代初期,有的认为还可往前推至明代中期,我们认为可订于清初顺治与康熙之交。理由如下:

(1)明代武臾山制茶技术比较落后。如清初周亮工曾说:“前朝不贵闽茶,即贡者,亦只备宫中涴灌瓯盏之需(周亮工:《闽小纪》卷上)”明代李哗的《紫河桃轩杂缀》写道:“金华与闽中武夷俱良材……而厄于焙手。”闽人谢肇制虽然竭力为武夷茶鼓吹,但他也承认闽茶制作技术较落后:“闽人急于售利,每斤不过百钱,安得费工如许?即价销高,亦无市者矣。故近来建茶所以不振也。(谢肇淛:《五杂姐》卷十一物部三)”明代吴拭的《武夷杂记》一写道:“盖缘山中不晓制焙法,一味计多拘利之过也。”可见,明代武夷茶制作技术落后是众口定评。因此,明代的武夷山不可能有成熟的发酵茶制作技术。

(2)从周亮工对武夷茶制作技术描写来看。周亮工于清初顺治年间任福建布政使,他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和博物学家,曾多次往来于武夷山。他记武夷茶的制法:“武夷屴崱、紫帽、笼山皆产茶。僧拙于焙,既采则先蒸而后焙,故色多紫赤,只堪供宫中涴灌用耳!近有以松萝法制之著,即试之,色香亦具足。经旬月,则紫赤如故,盖制茶者,不过土著数僧耳!语三吴之法,转转相效,旧态毕露。此须如昔人论琵琶法,使数年不近,尽忘其故调,而后以三吴之法行之,或有当也。”

“闺酒数郡如一,茶亦类是。今年予得茶甚伙,学坡介义酒事,尽合为一,然与未合无异也。”

“崇安殷令招黄山僧以松萝法制建茶,堪并驾。今年余分得数两,甚珍重之,时有武夷松萝之目。”(周亮工:《闽小纪》卷一)

从周亮工的描述中我们可归纳出武夷茶制法的一些特点:

其一,当时武夷茶制法是先蒸后焙,未经炒制阶段。据陆羽《茶经》,唐代制作茶饼的办法既是先蒸后焙,清初武夷山尚保留着唐代的制茶方法,技术比较落后。

其二,武夷山区所制的茶叶“色多紫赤”。众所周知,色多紫赤是发酵茶的特点。乌龙茶是半发酵茶,七分绿、三分红,所谓“绿叶红镶边”是也,红茶是全发酵茶,泡出的茶水红色更浓。周亮工记叙武夷茶色多紫赤,这说明当时的武夷茶制作中很可能已有了发酵过程,至少,这项技术已在酝酿中。

其三,当时的武夷茶和省内其它茶叶炮制法没有多大的区别。所谓“闽酒数郡如一,茶亦类是”,而在武夷茶制法革新后,福建其他地区都认为武夷茶制法远胜于本地制法,和本地制法有很大区别。例如,乾隆《连江县志》谓当地制茶人“亦有火焙膺为武夷者”。又有道光时梁章矩说:“武夷焙法实甲天下……多有贩他处所产,学其焙法,以膺充者,即武夷山下人亦不能辩也。”④(梁章钜:《归田琐记》卷七品茶)按这些说法,武夷茶制法和福建其他地区的制茶法不是没有区别,而是有很大区别,甚至是天差地别,所以,其他地区纷纷学习武夷茶制法,以求善价。但据周亮工所记,顺治时武夷茶制法和其他各地尚无差别,这说明当时的武夷茶制法尚未出现革新。

其四,武夷山茶区积极引进茶叶炒制法。炒制茶叶是明代松萝茶区的一项发明,所以,人们常以松萝法作为炒制法的代称。炒制法是当时一项先进的制茶技术,武茶夷制作技术的定型和炒制法引进有关。王草堂《茶说》这样写道:“阳羡界片,只蒸不炒,火焙以成,松萝、龙井皆炒而不焙,故其色纯。独武夷炒焙兼施,烹出之时,半青半红。青者乃炒色,红者乃焙色也。”火焙是武夷茶制作中原有的技术,加上引进的炒制技术,二者结合,便形成了新型的武夷茶。周亮工时,武夷茶区在积极引进炒制法,很可能孕育着新的突破。

(3)从方以智对茶叶制法的描述看,顺治、康熙年间武夷山已出现了发醉茶。

方以智是明清之际著名的科学家和博物学家,所著《物理小识》是明清时代一部有名的科技著作。方以智在明亡后出家为僧,经常在武夷山留驻。这位博学的科学家不可能不注意到武夷茶区的制茶法。他的《物理小识》对茶叶的制作技术的描写耐人寻味:

“制有三法,摘叶贵晴,候其发香,热锅捣青,使人旁扇。倾出,烦接再焙,至三而燥;一法沸汤微燖,晾干,绵纸籍而焙之;一法蒸叶哴干,再以火焙,……茶以叶之老嫩定蒸之迟速,皮梗碎,色带赤其候也。”

我们且将第一种制法放之一边,后二种制法明显是武夷茶区的制茶法:第二种应是武夷山区白茶制作方法,至今白茶还是福建茶区有特色的产品,第三种制法则和周亮工所描述的武夷茶制法完全相似,并有共同的特点:“色多紫赤”、“色带赤”,无疑它也是武夷茶区的制茶法之一。由此我们可以推论,第一种制法也是武夷茶区的制茶法,而这种制茶法很可能就是原始的青茶制作法。

下面我们试分析第一种制法的几个步骤。

第一步“摘叶贵晴,候其发香”,所谓“摘叶贵晴”,即为了“摘叶晾干”,王草堂记载武夷岩茶的制法第一步,也是将茶叶架于风日中晾干。“候其发香”即将茶叶揉捻后堆积在一起,在酶的作用下,茶叶开始发酵,透出香味。这是发酵茶制作的关键技术。王草堂《茶说》:“茶采而摊,摊而墉,香气发越即炒,过时不及,皆不可。”第二步,“热锅捣青,使人旁扇。”我疑热锅捣青即为炒青,由于一边炒,一边用手加以揉捻,所以被方以智说成是“捣青”。至于扇风,是为了加快炒制中的茶叶散热,这是炒制高级茶叶常用的方法。第三步,“倾出,烦接再焙,至三而燥”,前面说过,乌龙茶制作特点是炒焙结合,先炒后焙,为保证质量,制作高级岩茶,常反复多次烘焙,方以智的描述正反映了这个特点。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发表于康熙三年,这说明在顺治、康熙之交,武夷山有可能出现了较成熟的发酵茶制作方法。

(4)从阮旻锡的诗句看,康照时武克山已出现乌龙茶制作技术。阮旻锡是厦门人,明清之际他投身于郑成功部下。康熙二年,即一六六三年,清军攻破厦门岛,阮旻锡到武夷山出家做和尚,他的《安溪茶歌》应写于此后:“居人清明采嫩叶,为价甚贱供万家。迩来武茶漳人制,紫白二毫粟粒芽,西洋番舶岁来买,王钱不论凭官牙。溪茶遂仿岩茶样,先炒后焙不争差。”这里关键的是最后两句,它说明当时的武夷茶已出现了炒制和烘焙结合的技术,而这正是武夷茶制作的关键,这说明康熙前期武夷茶制作技术已定型。

(5)从武夷茶性质来看。康熙十八年出版的郑与桥《客途纪异》写道:“北人遗新茶,闽人不饮新茶,恐火气引疾也。新茶出贸时,卖新茶者必标曰陈茶,以陈价之倍于新耳。”我国传统医学将人的食物分为温凉二型。绿茶属于凉型,所以,过去的茶书都说过胃弱者慎饮绿茶,青茶和红茶都属于温热型的,从郑与侨的记载来看,康熙时的武夷茶是温热型的,所以会有“火气”,因此,它应属于发酵茶类。

(6)从消费者的饮用风尚来看。清代武夷茶在国内的主要市场是闽粤二省,徐坷的《清稗类抄》功夫茶条写道:“闽中盛行功夫茶,粤东亦有之,盖闽之汀、漳、泉、粤之潮,凡四府也。”功夫茶即为一种喝茶方式,饮用的茶类是武夷茶。在国内,上述四府人最早推崇武夷茶,一直是武夷茶的主要消费地,其余地区饮用武夷茶之风都是从这些地区传去的。那么,这四府之地是何时开始风行喝武夷茶的?我们知道,这四府之中和武夷茶关系最深的又数漳州府人。前述阮吴锡的诗有:“迩来武夷漳人制”,说明漳州人很可能是武夷茶的直接发明者。漳州人时兴喝武夷茶是在康熙年间。出版于康照五十二年的《漳州府志·杂俗》写道:“灵山寺,出北门十里,地宜条,俗贵之。近则移啥武夷茶,以五月至,至则斗茶。”这也说明康熙时武夷茶制作技术成熟了,否则人们不会移嗜武夷茶。

总的来说,上述材料可证明:武夷茶区的青茶制作技术约发明于顺治末、康熙初的二三十年内。青茶是半发酵茶,若全发酵便成了红茶,青茶出现后,发明红茶已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。所以,随后的一些年间,红茶便出现在文人的记载中。

发酵茶发明的历史意义。其一,它是茶叶制作史上的第三代新技术。我国茶叶制造技术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代。第一代是唐宋时期的茶饼。它的制作技术和特点,古人曾有详细的记叙。它的缺点是制作技术过于复杂,费工过多,价格昂贵,其次,制作过程中经常加入其伙原料,如宋代北苑腊茶的制造要加入桔、生姜、糖、盐等酸、辣、甜、咸四味,加上茶叶原有苦味,称为五味调和。在后人看来,这种制法失去了茶叶的真味。第二代茶是明代兴起的散炒绿茶。它不再要求制成茶饼,也不掺入其他食品,保持茶叶的原味,所以,它比之唐宋时代的制法更为优越,至今为多数中国人所喜爱。它的缺点是茶叶中有股苦涩味,不易为不懂茶叶的人接受。第三代制法即是发酵茶的制作法。茶叶经发酵后,其中苦涩味被除去,香味更加浓烈,所以它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。现在世界上红茶的消费量远远超过绿茶,其原因在此。

其二,武夷茶制作技术的革新,使武夷茶质量大大提高,成为国内第一流名茶。明末清初,当武夷茶制作技术未定型时,人们对武夷茶的质量褒贬不一,总的说是贬的多,称赞的少。然而,当武夷茶制作技术稳定后,人们对武夷茶的评价日益高涨,无不认为它是国内第一流的茶叶。这里,我们引用一些文人的评价:如袁枚《随园食单》:“尝尽天下之茶,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。”“故武夷享天下盛名,直乃不恭。”和武夷茶相比:“龙井虽清而味薄矣,阳羡虽佳而韵逊矣。”又如《滇南忆旧录》引沈时可的话:“武夷茶中最佳者曰乔松本山,一年所得,不过斤许。馈人皆用银瓶,止一二钱。茶之妙,可烹至六七次,一次则有一次之香。或兰、或桂、或茉莉、或菊香,种种不同,真天下第一灵芽也。”

文人对武夷茶的推祟,使武夷茶打开了国内市场。清代,福建、广东、江西三省皆以武夷茶为主要饮用茶叶,其他地区也喝武夷茶,这使武夷条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量大增。

其三,发酵茶的发明为中国茶叶开拓了世界市场。绿茶带有苦涩味,对惯于喝绿茶的中国人来说,它并不难喝,但对于从未接触过茶叶的民族来说就不同了,明末来到中国的利玛窦这样评价茶叶:“它的味道不很好,略带苦涩。”(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第17页)所以,靠绿茶是很难打开欧州市场的。东方茶叶进入西欧市场最早的是日本的蒸青绿茶,时间在1616年,运量不大,末能打开市场。中国茶叶第一批大量输入欧州,是在1669年,(康熙八年),是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爪哇万丹运走中国茶叶145磅。这种茶叶属什么种类不详。后来,英国人追踪他们所喜爱的茶叶来到厦门口岸,由此看来,是武夷茶把他们吸引到厦门的。因为他们若是爱好绿茶,应当到宁波购买,厦门是福建省所属的口岸,它所大量输出的茶叶只能是武夷茶。从英国方面的材料看,十七到十九世纪,英国人对武夷茶的爱好是极为狂热的。在这期间,英国人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,早餐开始喝牛奶红茶,由于武夷茶成了英国人生活甲的基本食品,所以,武夷茶外销以几何速度猛增,鸦片战争前已达三千三百多方磅。因此,我们说武夷茶的发明打开了中国茶叶的世界市场。

1880年,一个欧洲女孩站在中国出口的茶箱边照的照片。根据史料记载,为了防止茶叶香味在运输和储存中走失,当时出口的茶箱,箱内采用锡罐装茶叶,外边套上木箱,木箱上漆上油漆,再绘上花鸟等图案和商号,非常讲究。

二、清代前期武夷茶生产的发展

武夷茶的生产发源于武夷山风景区的九曲澳畔。元朝曾在九曲溪的四曲设置御茶园,明代御茶园废,明代后期武夷茶生产开始发展,明末徐渤的茶考写道:“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,皆以种茶为业,岁所产数十万斤。”清代,武夷茶进入世界市场,武夷茶生产开始迅猛发展。道光时建阳人徐经说:“其时建人以武夷所产出易于粤,亦甚寥寥,其后招集粤人聚子星村,几通洋之市遂以武夷主之,而凡建属之产尽冒武夷”。(徐经:《雅歌堂集》卷十“上制府议禁种茶书”)按其所说,道光时闽北武夷茶生产已扩展到整个建宁府。由于武夷茶生产迅速扩大,投入武夷茶区的资金也日益增多。据崇安县志,雍正年间前赴武夷山收购茶叶和纸张等土产的商人,“携资至者岁数十万”(雍正《崇安县志》卷一土产),到了嘉庆年间,又有了新发展,“客商携货至者不下数百万。”(嘉庆《崇安县志》卷一风俗)这说明鸦片战争前武夷茶的生产已是相当规模的商品生产。那么,武夷茶生产规模究竟有多大呢?我们试对武夷茶的产区,产量逐一进行考证。

武夷茶的产区。上述建阳人徐经说,凡建属所产尽冒武夷,意思是说清代建宁府属的崇安、建阳、瓯宁、建安、政和、松溪、浦城七县都成了武夷茶产区,这话是有根据的,但在道光以前,产茶主力县仅为崇安、建阳、瓯宁三县。《东滚志略》:“茶固闽产,然只建阳、崇安数邑。”崇安是武夷山所在县,茶业繁荣是不言而喻的,建阳茶业之盛不亚于祟安,“茶山裹延百十里,寮厂林立。”“今建阳所辖之山,惟近城官道旁种茶差少,余则弥望皆童然。”建阳之山,“惟茶居十之八九。”(道光《建阳县志》卷二风俗)建阳茶业之盛,于此可见。建阳和崇安同居于崇阳溪畔,一水可通,因故建阳较早卷入到武夷茶生产的狂潮中去。道光时,这股狂潮又卷到崇阳溪下游的瓯宁县,当时建瓯人蒋蘅论述瓯宁的茶厂,“瓯宁一邑,不下千厂,每厂大者百余人,小亦数十人,千厂则万人。”(蒋薪《云寥山人文抄》卷三“禁开茶山议”)可见,威宁县的茶业也很盛。崇安、建阳、瓯宁三县之外,其余各县所产便比较少了。如浦城县:“浦茶之佳者转运至武夷加焙,味较胜,价亦顿增。”(梁章银:《归田琐记》卷七品茶)又如政和县,乾隆年间,政和县令蒋周南的诗歌写道:“小市盈筐贩去多。列肆武夷山下卖,楚材晋用怅若何?”(郑丽生:《闽广记》卷二银针)以上是建宁府内仿制武夷茶的县,建宁府之外,也有许多县仿制武夷茶。如连江县,乾隆时有人“以火焙膺为武夷者。”(乾隆《连江县志》卷四物产)延平府的沙县清代产茶很多,当地县志载:“茶,吕峰山、草泽乡者良。”(道光《沙县志》卷十六物产)地传说,大名鼎鼎的乌龙茶树种原产于该地,因茶树上常盘有黑蛇,所以叫黑蛇茶,后被雅化为“乌龙茶”。从这则传说看,沙县很早就引进了青茶制造法,所以,1853年的施鸿保《闽杂记》才会有:“近来则尚沙县所出一种乌龙,谓在名种之上。”否则,乌龙茶不会一下子冒出来。泉州府有二县仿制乌龙茶。安溪县最早,阮旻锡《安溪茶歌》“溪茶遂仿岩茶样,先炒后焙不争差。”道光时的《厦门志》谓:“安溪、惠安出北岭茶甚盛。”当时有不少商人将安溪、惠安二县所产茶叶运至广州,以武夷茶之名出售。靠近建宁府的福建邵武府、江西广信府都仿制武夷茶,刘埥《片刻余闲集》说:“外有本省邵武、江广信等处所产之茶,黑色红汤,土名江西乌,皆私售于星村各行。”星村在武夷山下,道光以前,它是武夷茶贸易中心。远隔海峡的台湾也在鸦片战争前引进了武夷茶,“嘉庆时,有柯朝者归自福建,始以武夷之茶,植于滐鱼坑,发育甚佳。……遂互相传植。……其始销本地,道光间运往福州。”(连横:《台湾通史》卷27农业志)

综上所述,鸦片战争前、武夷茶的种植遍及七府州。它们是建宁府的崇安、建阳、瓯宁、浦城、政和,延平府的沙县,福州府的连江,一以及邵武府、广信府、台湾府。其中以建宁府的祟安、建阳、瓯宁三县所产最多。总之,仅就产地来看,在鸦片战争前,武夷茶生产规模已是相当大了。

鸦片战争后,发酵茶的制法便引进安徽、浙江等省,各省各地都打出自己的牌号,不再以武夷茶之名出口。但这时福建仍是中国外销发酵茶的主要产地。1853年,福建省当局开始在产茶县设置税关,征收茶税,从其税关分布,可看出当时福建的主要产茶县。引述如下:

“查明建宁府属之建安、建阳、瓯宁、浦城等四县,邵武府属之邵武县,延平府属之沙县,产茶日盛……此外光泽、建宁、泰宁、松溪、政和、求安等六县一律添设茶税。”(《福建省例》税课例“闽省产茶各县给照征税例册)

从这条材料看,当时福建生产武夷茶的重点茶区在闽北三府:建宁府、延平府、邵武府,三府之外,象泉州府虽有产茶,只怕其数量不及闽北。三府之中,又以崇安、建安、建阳、瓯宁、浦城、邵武、沙县等七县产茶最多,比之五口通商前,多了四县。

到了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,福津茶业极盛,据卞宝第的《闽娇牺轩录》,当时福建产茶的县有:霞浦、福鼎、福安、宁德、安溪、大田、南平、沙县、永安、建安、瓯宁、建阳、崇安、浦城、政和、松溪、邵武、光泽、采宁、建宁等二十县,遍及建宁府、邵武府、延平府、泉州府、福宁府、永春州等六府州地区。和上一阶段相比,这阶段最重要的是闽东红茶区兴起。1853年,太平天国战争波及闽北的建宁府、邵武府,茶商纷纷东移。有一些茶商来到闽东开辟茶园,不数年,闽东茶业跃居全省之冠,不仅产量超过闽北,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创新,著名的“坦洋功夫”和“白琳功夫”,即在这时候闯下牌子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福建茶业开始走下坡路,福建茶区不断扩张的历史也就告一段落。

牛栏坑老茶厂

三、清代福建武夷茶产量考证

鸦片战争前,武夷茶的市场主要有三个。其一,广州口岸对英美二国输出;其二,恰克图口岸对俄国输出;第三,国内市场。

武夷茶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是红茶类茶,广州口岸输往英美的红茶品种产量见下表:

据陆廷灿《续茶经》、《闽产录异》等书的记载,上表所列举的红茶种类中可确定功夫、安溪、小种、花香、拣焙、白毫、包种都是福建生产的武夷茶种类。这些茶加起来共计:33,452,00磅,折合三十万市担。占广州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二。

对俄国的茶叶贸易在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进行。有人记载恰克图市场上的茶叶“分家茶及红茶,据说二者主要都是白毫,略掺入其他少量茶叶”。白毫即武夷茶中的一种。又据其他书记载:“一八四三年一月,沙俄外交部在致财政大臣坎克林的一份公函中报及,北京东正教会提供了关于从福建省运送茶叶往恰克图路线的情报。(《沙俄侵华史》第一卷第288~289页)从沙俄关心茶叶产地到边境的运输线一事中,我们也可看出武夷茶是对俄国输出的主要品种。清朝规定恰克图出口量为“五百万棒” (何秋涛《朔方备乘》卷29)。约合五百万斤,亦即五万担。

清代国内武夷茶主要消费区为福建、江西、广东三省,清道光十年至十九年,三省平均人口数字分别为1800万、2448万、2464万,共计6712万人。若三省每人每年消费0.5斤武夷茶,那么,国内市场的武夷茶消费量约为33.56万担。

总计三个市场消费量约为六十八万担。

同治、光绪初,是武夷茶的极盛阶段,当时福州口岸年输出武夷茶总在七十万担以上。1880年,福州茶市出口的茶叶达八十万担,创历史最高纪录。厦门口岸出口的茶叶较少,年输出量约为六七万担。加上国内市场的消费量,当时武夷茶产量总在一百一二十万担以上。

作者:徐晓望 上海人,1954年生,中国经济史博士。现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,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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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董倩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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